精英的「灰飛煙滅」與大衆的「浴火重生」——從清華學堂失火看精英與大衆的分裂

BYVoid註:本文轉載於自網絡,作者係北大2008級本科生江東晛。我將之重新排版。

本文邏輯結構

清華學堂火災——網民的非理性反應
第一部分:同情心的缺失——反映出精英與大衆的嚴重對立、人心的扭曲
第二部分:從精英的角度看大衆——平民意識確實在無理取鬧
第三部分:從大衆的角度看精英——中國精英的人才流失——教育特權化的社會意識——受過教育的精英脫離了大衆,墜入了自我利益的深淵——大衆不是完全在無理取鬧
第四部分:知識精英的命運——超階級性作爲知識階層的特質、知識階層“設計社會”的使命——當今中國知識精英的階級化危險——歷史:新文化運動之後獨立知識分子的悲劇——現實:中國知識精英可能會重複階級化的悲劇
第五部分:社會極化的邏輯——精英的寡頭化導致下層的民粹化——意識形態重新武裝社會
第六部分:理想社會的期待——正常社會中精英與大衆的制約關係——知識精英的最後防線——中國精英的普遍使命

正文始

2010年11月13日,就在清華大學即將迎來百年校慶之際,一把大火卻沒有任何預兆地降臨在了這所學校的頭上。該校歷史最悠久、意義最重大的建築——清華學堂,在這場大火中遭遇了重創。雖然在外觀上看不出來主體結構有任何損壞,但是,當兩眼蔚藍色的天空透過空洞的窗櫺呈現在我眼前的時候,我知道,裏面的木結構材料早已經灰飛煙滅了。

我明白這對於一座建於上世紀初的建築意味着什麼。南開中學的校史館——伯苓樓,那棟跟清華學堂相差僅幾歲的建築,我有機會出入過很多次。古老的木樓梯、木地板在你的腳下嘎嘎作響,似乎那聲音是要跟你講述一段段故事。它可能會告訴你,周恩來當年喜歡在哪個窗戶向外眺望那盛開的西府海棠,張伯苓當年在哪個房間裏用一口濃重的天津話跟傑出的學生促膝長談。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清華學堂——那曾經是四大導師授課的地方,到現在都是中國文化精神的象徵。它的對面不遠處就是“海寧王靜安先生紀念碑”,“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十字箴言就鐫刻在上面。現在,靜安先生的碑還在,而他在學堂裏的足跡真的是灰飛煙滅了。難怪有清華學生在人人網上說,起火的那天晚上,看到一位老教授樣子的人,推着自行車,在寒冷但明亮的夜幕中癡癡地站着,僅僅穿着單衣,一句話也不說。因爲他明白學堂對清華的意義。

正是在這種文化建構的意義上,一位留學海外的清華學子特意用繁體字書寫了自己的感嘆: “學堂對每一個清華人來講,意義自然遠非一座建築、一個國家級保護文物那麼簡單,她是一種自由獨立的精神,一段厚重的歷史,是清華的百年滄桑,甚至是那個時代的人文之魂,是每個清華人心中不可侵犯的神聖。尤其對我這樣一個遠在重洋的遊子而言,學堂此番蒙難,就像是家園被毀,瞬時沒有了歸屬感。我也怨為何不天降甘霖,我甚至悔恨我此時不在她身邊,無由睹其憔悴容顏。”[1]

於是我們就看到了從一個學堂的失火而導引出的社會文化意識:在清華學生看來,學堂的劫難,其實是“自由獨立精神”的灰飛煙滅,甚至是理想的精英人格的最後一點象徵符號的灰飛煙滅。

一、同情心的丟失:精英與大衆對立的表象

然而,我這篇文章討論的重點並不在學堂失火事件本身。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在網易新聞上注意到了網友們的評論。那其實已經遠遠超出“評論”的範疇了,而簡直就是一場爭吵。我不知道爭吵的由來,映入眼簾的首先是清華大學某學生在這場爭吵中無奈的言辭: 唉!隨便你們怎麼說吧,清華人選擇沉默。燒的不是你們家,你們不知道悲傷。中國人就是這個樣,能有什麼辦法?我們只是覺得委屈,難道我們一天天努力地跟狗一樣,爲了就是振興你們這羣人的中華嗎?我們有99%的就業率,但我們還是高分低能。各大工程都有清華人的身影,但我們還是對不起社會……沒有辦法,納稅人說什麼就是什麼吧!你們納了點的稅款,就對社會做出了比兩彈一星大了無數倍的貢獻。反正社會上清華人少,非清華人多。清華人所能做的,只有沉默。行勝於言,你們再說也改變不了什麼,清華,永遠是清華!

我能夠看出來這是怎麼一回事了。肯定是在報道清華學堂失火的這則新聞下面,網友的留言根本沒有表現出任何惋惜、心痛或者同情之情,相反,是一系列的冷嘲熱諷甚至謾罵。清華學生在後面發的一篇總結性的長文證明了這一點: 在我發這篇帖子的時候,這篇新聞下邊的評論主要還不是對清華本身的批評,也不是對資源分配的不滿,而是很多不分青紅皁白的、對清華學堂着火事件的謾罵、羞辱、嘲笑。後來的很多評論說拆遷、批清華都是對社會、對清華的一些不滿和批判,其實並沒有針對清華本身,而是針對社會上的種種不合理現象,這種評論,無論是否尖刻,都是我們可以接受的。但是,在最開始,母校遭受嚴重打擊的清華人,看到的只有幸災樂禍,只有落井下石。我不知道這到底是一種什麼心理,但可以確認的是這不是後來一些有理性網友的“愛之深責之切”的心態。而面對這樣一種對別人的苦難看熱鬧的心態,我發言了,針對的是那些單純爲清華失火而高興、圍觀的人。

我們所不能接受的,只是對於別人苦難的視若無睹,甚至還要大聲叫好的人。

……

你們可以批評清華的種種不是,但請不要對失火的學堂拍手稱快,這是兩回事。

清華的學生們對於這種現象感到不理解。在構思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也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母校的象徵性建築被毀,清華學生感到痛惜,這是一種很自然的情感——因爲燒的是“我”關心的東西。然而,這種情感是否在人性中具有共通性?現在已經是一個不相信人類思想意識具有共通性的時代了,所以我們必須要對這個問題進行論證。正像我們在上文提到的那樣,清華學生對學堂被毀的痛惜,在一種“文化建構”的意義上被表達了出來。學堂不被當作一座單純的“建築”或“文物保護單位”,而是一種的“精神”,一段“歷史”,是“百年滄桑”,是“人文之魂”,是“不可侵犯的神聖”。這種文化建構在清華人的心中是起作用的,在理解清華精神並且對中國歷史文化感興趣的所有“知識分子”當中也是起作用的。正因爲這個原因,北大人才會在那個亂糟糟的論壇中與“對門”的學生站在一起,共同守護學堂的尊嚴。但是,這種在小衆範圍內的文化建構,是否能夠爲大衆所認同?在大多數人的心中,也許清華僅僅是一個高分學生集中的地方,他們可能不瞭解清華的歷史,因此也不理解清華學堂在中國教育史甚至是現代文化史上的地位。那麼,學堂被毀是不是就無法在他們的心中產生劇烈的影響?這個答案是肯定的,但接下來的問題是,無法產生像清華學生熱愛母校那樣強烈的情感,是否就意味着一定會產生與之完全相反的情感?比如“謾罵、羞辱、嘲笑”?比如“對於別人苦難的視若無睹,甚至還要大聲叫好”?比如“對失火的學堂拍手稱快”?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拋開對清華學堂文化意義的建構和闡釋,而對之進行解構,並且要一直解構到清華學堂的“自然狀態”——那就是一個房子而已,是國家的財產,是個歷史風貌建築。從純粹經濟學的角度看,房子意味着財產,而房子被毀就意味着財產的損失。如果我們告訴一個普通人說,圓明園旁邊有個房子着火了,我想那個普通人的第一反應應該是問問:“死沒死人?”如果答案是“沒死”,他可能就不會關心這個事情了,畢竟那不是我的財產,我對之表示最低度的同情,但是絕對不會拍手稱快。但是,如果我再問一句:“你知道嗎?燒的是清華大學的房子啊!就是那棟清華最有名的建築。現在正在施工,要迎接百年校慶呢!”這時,可能就會出現網絡上的那種情況了——非但不會同情,反而會幸災樂禍。可見,決定一個人對事件抱有什麼情感,不取決於“燒了房子”,而取決於“燒了誰的房子”——必須要將財產與財產所有者的社會身份聯繫起來。而這時,情感的發泄對象也不再是那棟房子,而是房子所象徵的社會身份。對房子失火將抱有什麼看法,其實完全是對那個房子所歸屬的社會階層的看法。那些叫囂着的網民就好像在說:看看!你們精英的標誌現在“灰飛煙滅”了,而在這場大火中,我們大衆活躍起來了,我們是真正“浴火重生”的!

在準備這篇文章的時候,我發現這種似乎有些病態的社會心理在其他的事情上表現地更極端。幾個月前,上海大衆的總經理在一場車禍中遇難,有個人就看到了跟清華學堂火災之後一樣的現象: 上海大衆總經理劉堅和公關總監曾家麟等人遭遇車禍不幸罹難,令業界所有人震驚!造車的人,死在車禍中,這就更讓人感到心情沉重。然而,可悲的是,網上有人竟然幸災樂禍,用惡毒的語言咒罵死者,說這是上海大衆“飢餓營銷”、“加價銷售”的“報應”,並藉此攻擊大衆汽車的安全問題。

我不想猜測,這類缺乏起碼人性關懷的惡意攻擊是來自上海大衆的競爭對手,我相信所有對手都會毫不猶豫地賭咒發誓說這絕不是他們乾的,畢竟,他們明白,這實在是太缺德了,是在挑戰人們的道德底線。但個別隱名埋姓的網民就沒有這些顧慮了……對這些內心極爲陰暗、對生命毫無敬畏之心的人,我無話可說,但對他們提到的“飢餓營銷”和“安全”這兩個頗具煽動性的問題我還是想多說幾句。

……[2]

讓我們再次使用剛纔的那套解構邏輯:如果我們跟一個普通人說,“聽說又出了車禍了,車裏人全死了,可慘了!”這個人可能會用中國最樸素的宿命論感嘆一句:“這就是命啊!”但是,當我們補充上這個死者的身份:“死的人是上海大衆的總經理!他是造車的誒,竟然出車禍死了!”這樣一來,我們如果聽到“死得好!”“漂亮!”“活該!”這樣毫無同情心的話也就是正常的了。

在跟一個同學聊天的時候,我曾經說過,現在很多新聞報道都很有意思,比如說,有個司機酒後駕車撞死了7個學生,報紙會特意告訴你:“寶馬車司機酒後駕車撞死7名學生”。其實平心靜氣想一想,不管是寶馬還是夏利,撞死了7個學生,罪惡都是一樣的。但問題就在於,“寶馬車”是有權人和有錢人的象徵,新聞標題上一加上這三個字那可就是微言大義春秋筆法了。全社會的人都會在這件事上義憤填膺,這時我們的印象好像是,大衆是正義的,就像在“李剛門”事件上,大衆是正義的一樣。但我們可能會忽視的一點是,清華學堂失火、“大衆”總經理遇難之後大衆的“病態”反應,和寶馬車撞人事件和“李剛門”事件之後大衆的“正義”反應遵循的都是同一個邏輯:不管是受害還是加害,被關注的羣體都是“精英”,反對精英的都是“大衆”。而在這種二元對立中喪失掉的,則是人性的共通性,是“同情心”。

心地的溫情,是大自然把眼淚給予人類的同時贈與的禮物。

可以肯定的是,憐憫心是一種自然的感情,它能緩和每一個人只知道顧自己的自愛心,從而有助於整個人類的相互保存。它使我們在看見別人受難時毫不猶豫地去幫助他。[3]

以上是盧梭在《論人與人之間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礎》這本經典名著中所說的話,他認爲同情心是人性中普遍共通的、最自然的情感。然而,在當代中國,我們卻發現,“同情心”也開始分階層了。我會不會同情你,取決於你是不是屬於跟我們同樣的階層。盧梭的《論不平等》正是要研究同情心是如何被人的理性所掩蓋的,而我們這篇文章的目的也是要看看現在的社會心理是如何被扭曲的。

二、站在精英的角度看民衆:托克維爾—布魯姆學說的有效性及其侷限

讓我們回到關於清華學堂失火的那場討論上。正像清華學生在那篇總結性帖子中說的那樣,在他發第一個帖子(也就是本文在討論網民反應時引用的第一段話)之前,網民們只是表達自己的不同情甚至是幸災樂禍。清華學生的那個帖子其實是整個討論的一個分水嶺,在那之後,網民的討論完全脫離的那場大火,而遊移到了對一些深層原因的探討上。比如“清華精神的墮落”、“對資源分配的不滿”以及“社會的不公”等等。而最讓人看着不舒服的是,對這些問題的“討論”其實都是一些粗俗的謾罵,我們看到幾乎每個反對清華的人都是帶着髒字說話的,而清華的學生則從始至終條分縷析地表達自己的觀點,縱然很多時候也能看出來情感過激的一面,但他們也一直在避免言語傷人。可以說,他們絕對是“理性”的網民。可是爲什麼他們的話會遭到這麼嚴酷的諷刺和挖苦呢?我們再次來看那個帖子: “中國人就是這個樣,能有什麼辦法?我們只是覺得委屈,難道我們一天天努力地跟狗一樣,爲了就是振興你們這羣人的中華嗎?……你們納了點的稅款,就對社會做出了比兩彈一星大了無數倍的貢獻。反正社會上清華人少,非清華人多。清華人所能做的,只有沉默。行勝於言,你們再說也改變不了什麼,清華,永遠是清華!”

在這段文字中,我們可以很明顯地看到,清華學生是站在典型的精英主義的立場上來表達自己的看法的。他首先區分了“我們”和“你們”,“我們”是清華人,而“你們”則是這些沒有絲毫同情心,因此沒有健全的人格的網民——雖然清華人沒敢像我說的這樣直白。而我認爲最容易激怒大衆的一句話就是:“難道我們一天天努力地跟狗一樣,爲了就是振興你們這羣人的中華嗎?”

我很能理解清華學生的感受。他們是“書生”,未來將會是社會的精英,他們具有那種傳統儒生的精神境界:“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他們也主觀上認爲廣大羣衆會認可他們的理想並且與之一同進步。這也就意味着,在他們的想象中,作爲社會精英的“我們”承擔起了治國平天下的重任,作爲大衆的“你們”自然是會買賬的。可他們看到的卻是完全相反的情形,因此,精英的理想被挫傷了,他們表達出了對平民大衆那種非理性心態的極端不滿。

我在這裏要明確表達自己的觀點:在這場爭論中,我跟清華學生一樣,對網民的那些謾罵和攻擊非常反感。這並不是因爲我不認同他們的觀點,而是我極端反對這種非理性的表達方式。但這並不意味着我贊同清華學生的那種言論,但這一點要留到下文再說。目前很多知識分子都提到了“大衆的非理性”這個問題,我在很多的文章中也批判過這一點。正因如此,目前的很多精英,不論是持有傳統儒學觀點的還是西方古典政治哲學傾向的人,對“平民精神”進行了批判,可以說非常類似於魯迅先生《文化偏至論》的觀點。平等的社會解決了黑格爾《精神現象學》中提出的每個人都有的那種“獲得承認的慾望”的問題,但卻造成了尼采所說的“末人”(last man),末人的精神就是平民精神,他們並沒有啓蒙運動所描繪的那種健全的理性,只關心一己之私利,對於偉大崇高的精神生活不具有任何興趣,甚至在根本上嫉妒和怨恨出類拔萃的精英。這樣的社會是不會有任何超越性的,甚至還會在虛無主義的大環境下走向沒落。托克維爾早於尼采認識到了平等的社會中將會出現的那種問題,他在《論美國的民主》一書中將自己的觀點寫了下來,這種觀點受到了美國保守派哲學家艾倫·布盧姆的吹捧: 民主政體鼓勵人們算計私利,只有很少的人學會了把理性運用於這件事情之外的目標,所以,考慮到他們既無時間也無能力做出判斷,他們在許多問題——事實上是所有的問題,因爲一切事情都需要鮮活而獨立的判斷力——上需要幫助。甚至他們所計算的私利——各種目的——也是不確定的。某種形式的權威對大多數人來說經常是必不可少的,對所有人來說至少在某些時候是必不可少的。[4]

但是,這種權威往往不是作爲“少數人”的“精英”的聲音,而是多數人所形成的“輿論”,是“大多數人的共同信念”,因此,“理性解放的荒謬結果是讓人更多地跟着輿論走,是對獨立精神的削弱。”[5]所以,精英要在這個平等主義的平民社會中生存,就必須服從輿論,因爲一旦他反對了輿論的風向,就成爲了“人民公敵”,成爲了平等制度的威脅。因此: 在托克維爾看來,在民主體制中,這種類型的人——理論型的人——的生存可能是最受威脅的,要使人性不致喪失殆盡,必須給予強有力的保護。現代民主下的理論思考,大多可以被解釋爲是平等主義對以帕斯卡爲代表的更高境界的人的怨恨,毀壞他的榮譽,扭曲他的形象,抹殺他的存在。……即使他真的出現了,我們也會對他的卓越視而不見,我們會對他引起的不愉快避之唯恐不及。[6]

布魯姆用美國社會的大量例子來證明這一點。而他的理論立足點在於,要讓大學跟社會保持一定的距離,大學的圍牆應該是用來保護民主社會中的精英的,讓他們免受平民意識非理性的侵擾,這樣一來,那些精英們就可以完全獨立自由地將自己的理性運用到那些崇高的學問上去。

如果僅僅從現象上看去,我們發現,托克維爾和布魯姆以美國爲背景所描繪的平民精神的泛濫,似乎跟網絡上關於清華學堂失火事件的辯論非常相似。這裏面節選一段完整的對話來說明這一點。爲了讓讀者看的更加清晰,我們將代表清華大學學生的觀點稱爲“正方”,反對其觀點的稱爲“反方”: 【反方】法國網友:我曾經在清華學習半年,發現清華大學不像學校,很像大市場,什麼東西都賣;後來發現,清華其實早就死了,現在只不過別人盜用其名而已!!!!! 【正方】清華大學網友:你只來半年?你沒有發現清華精神的權利。 【反方】浙江杭州網友:清華的精神究竟是什麼啊?是發現還是發揚?我希望這位學子能教下我們這些愚人,謝謝。 【正方】清華大學網友:你給杭州丟人! 【反方】雲南昆明網友:你別管別人丟人不。請解釋下清華精神?說啊。狗屁! 【正方】北京網友 [清華科技園]: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這就是清華精神你懂麼? 【反方】浙江網友 [一針] :天行健……耳熟……好象是腦白金的廣告吧。 【正方】清華大學網友:這兩句話出自《周易》,意思是作爲君子,應該像天宇一樣運行不息,剛毅堅卓;作爲君子,接物度量要像大地一樣,用深厚的道德修承載萬物。最早是梁啓超在清華作了題爲《論君子》的演講,用這兩句話激勵清華學子。因此清華將這兩句話寫入了校規,後來逐漸演化爲校訓。 此外,清華校風是行勝於言,這句話一直深深刻在清華學堂對面的日晷上,而清華學子也確實用實際行動踐行着這句話。清華學子也許從來不屬於說話最娓娓動聽的人羣,但是一定屬於最踏實肯幹、富有實效的人羣。 【反方】浙江寧波網友:打的字不少, 但要說起踏實能幹富有成效……嘿嘿…… 【正方】北京網友:典型的阿Q!在網絡上這樣的人越來越多,比阿Q還差的是多了很多罵人的聲音。真是悲哀!! 【反方】北京網友:《周易》是個講鬼神的書,清華還拿來做校訓,我笑而不語,哈哈! 【正方】北京網友 [老君洞居士] :沒讀過周易,竟敢在這裏搖頭晃腦地胡說八道。這人好可憐。 【反方】廣東深圳網友:一本風水書罷了,還不如小學生手冊。

如果僅僅看這些言辭,我們很容易就知道,那些反對清華大學學生的人完全是在無理取鬧。他們自稱是平民,是“愚人”,他們對於那些清華學生對校訓的闡釋根本不關心,甚至說《周易》是個“講鬼神的書”,是本“風水書”,“還不如小學生手冊”。難怪對這種無理取鬧的觀點看不下去的人會說他們都是“阿Q”。我們看到,這些現象確實意味着“平等主義對以帕斯卡爲代表的更高境界的人的怨恨,毀壞他的榮譽,扭曲他的形象,抹殺他的存在”。布魯姆用的這些詞用在上面那段對話中簡直可以天衣無縫。

我們完全可以去批評甚至鄙視中國的大衆素質,因爲僅僅就事論事來說,他們的言論是愚昧的、無知的,如果是陳獨秀在世,我相信他會極盡一切手法對那些人進行挖苦和諷刺——當然,是在他1919年劇烈向左轉之前。但是,僅僅從個人品質上批判民衆,也許阻礙了我們分析事情的本質。雖然,正像魯迅在《文化偏至論》一文中說的,中國人的精神若想進步,就必須讓每個人都“發揚蹈厲”,發揮其“意力”,也就是意志。但是,如果我們的目的在於對目前的現象做一個深刻的社會科學分析的話,就不能停在對民衆個人素質的批判之上了。我看了那些反對清華學生的言論,其中有一句說得其實很引人深思:“網絡暴民也只是一羣在生活中被壓抑了的平民而已。”那麼,他們是如何被壓抑的?

還是從托克維爾、布魯姆他們的觀點談起。我們提到過,這些觀點跟上引那段對話中表現出來的平民精神現狀可謂是完全相符。但是,托克維爾、布魯姆是以美國這個典型的民主國家作爲樣本來闡述自己的觀點的,而這與我國的國情相去甚遠。但是,二者之間之所以有可比性,其原因在於,自1911年共和革命以來,民主共和的觀念確實對中國社會產生了很深遠的影響。不管社會的實然情況是什麼樣子的,不管政體形式發生了多麼重大的變化,其遵守的政治哲學原理有多麼根本性的不同,“民主”這兩個字在中國的政治宣傳中從來就沒有被放棄過。軍閥時期談民主,國民黨統治時期講民主,延安時期也是民主,在新中國之後的毛澤東時代裏,民主更是被推倒了極端,要“四大自由”,要“大民主”。改革開放之後,更是要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當然,在這些“民主”下面,洛克的古典自由主義、盧梭的人民主權論、馬克思的工人階級專政論和儒家共和主義相互激盪、互相沖突,有些能夠導向真正的民主,有些則很容易在實踐中走向反面。但這些不同只有經過嚴格的政治學訓練的人才能分析出來,對於中國最廣大的民衆來講,“民主”就是那個“民主”,就是國家的事情由人民做主,就是大家都是平等的。傳統儒家的那種精英主義意識形態已經破碎了,憲法規定了人民的平等權利,人民也知道自己應該是能夠享有這些平等權利的,他們之所以不能捍衛自己的權利,是因爲他們沒有“權力”——如果我們將“權利”定義爲“權力”的正當化的話,我們可以說現在的民衆沒有“權利”;但如果我們將“權利”僅僅看作是一種“聲明”,就像《利維坦》中描繪的自然狀態中每個人都“宣稱”對任何事物享有權利一樣,那我們可以說這種“權利”是存在的,只不過他們沒有“權力”,也就是“力量”來保障自己權利的行使。因此,當網絡給了他們一個自由的空間,讓他們可以對某些不直接觸動社會穩定的事件進行評論的時候,他們就獲得了這種權利,因而也就具有了民主社會之下的平民精神——托克維爾、布魯姆所論述的現象就出現了。正像一篇網絡評論所說的那樣: “互聯網時代以技術進步打破了信息傳播的屏障,使民衆的自我啓蒙成爲可能。這既動搖了自近代以來中國知識分子所扮演的啓蒙者的地位,以及其作爲社會啓蒙導師的權威。互聯網既從技術手段上削平了身份的高度,也通過提供海量信息,打破了精英及教育機構對知識的壟斷。網絡使公衆獲得了接受信息以及意見表達的雙重主體地位,這就帶來了衆聲喧譁,知識精英的聲音無論再響亮,也只是淹沒在其中的一種。在一個民衆可以進行自我啓蒙的時代,精英自然不可能繼續高高在上。”

[7]這與布魯姆的觀點完全一致。

但是,我們不能忽視的一個問題是,我們的國情在根本上是與美國不一樣的。因爲我們只有在網絡上才能夠有這樣的開放空間,而這種空間在真實的社會生活中是很小的——中國的一切問題都可以被歸結到“名實不符”之上。並且我們可以看到,網民們討論的問題其實都是宏觀的社會問題,正像清華學生自己說的,都是些關乎資源分配不公平這樣的大問題。這其實表明了這一最根本的問題:在中國社會中,“聲明”總是很理想的,而“現實”總是很殘酷的。我們可以在口頭上談“權利”,但是我們沒有“權力”來捍衛“權利”;我們可以大談精英要爲社會服務,精英必須尊重民主法治,但是,現在的精英已經有“寡頭化”的傾向了,他們的內心根本沒有“制度”的概念。同樣的,布魯姆倡導大學必須要與社會保持相對獨立,以保護自由知識分子的理性思考能力不被平民精神侵蝕。他之所以持有這樣的觀點,是因爲他對於美國的大學有這樣一種信心——只要按照我的建議去做,大學就一定能夠履行自己的使命和承諾,知識分子將保持獨立的人格,不對任何政治勢力阿諛奉承,並運用理性爲人類貢獻崇高的思想和價值。但是,中國的大學有這樣的信心嗎?清華大學有這個能力嗎?清華大學的學生一再用解經學的方式強調自己立校的精神,強調清華校訓中對理想人格、君子或者說精英的那種規範性要求,強調“行勝於言”的學風。但是民衆關心的是,你能不能實現你自己的承諾?如果不讓我們這些“愚人”罵你,清華大學難道就真的能夠培養出校訓中描繪的那種理想的精英了嗎?

三、站在大衆的角度看精英:大衆的無奈與精英的背叛

事實上,這就反映出來了當前中國社會結構中存在的深層次矛盾——大衆對精英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清華大學的學生提到了這場討論的性質:“這場爭論已經變質了,成了一種圍攻或集體泄憤,遠遠不是一個交流和吸取建議的平臺,已經毫無意義。大部分的人熱衷於發表自己的觀點,而從未打算認真思考別人的思路,也沒有心胸接受有益的意見,唯一想要的就是發泄,因而,單方面的宣泄造成了集體的混亂。”不知道他意識到沒意識到這種現象後面的本質——大衆之所以“單方面宣泄”,是因爲他們根本不認同他們的對立方,也就是精英的思路;縱然精英的思路是正確的,他們也不會相信。他們只在乎“說話的人是精英”,而不在乎“精英說的話”。只要你是精英,那麼我大衆就一定要反對你——這是派性的對峙,而不是理性的交流。而大衆之所以養成了這樣的習慣,是因爲,他們不再相信這些精英——甚至是知識精英——能夠爲我們社會的良性發展做出貢獻,能夠協調這個社會的整體利益,而淪落爲了只會爲自己利益着想的“僞君子”。上海同濟大學的朱大可教授在一個訪談中對這一點做出了一針見血的評價:“至少在1980年代,中國的社會精英仍然在起到一個古典知識分子應當起的作用,就是尋求社會的核心價值,並以此來引領民衆的精神取向。這個社會的核心價值就是指民主、自由、個人的獨立、尊嚴、以及教養等等。這一核心價值在1990年代全部被解構了,只剩下兩個基礎價值,一個是錢,一個是權。這兩個最不應該成爲核心價值的東西,卻成爲中國社會的核心價值,所有我剛纔講的這些東西完全消失了。很多精英放棄了對核心價值的探求。”[1]而我們即將看到,網民對清華大學的攻擊,就集中在這個問題上。 沒有政府力挺,清華算個雞巴,全中國就清華人跟狗一樣的努力嗎?你們努力的同時得到了更大的報酬,你們清華人多少是國家培養起來到國外一去不復返的?燒就燒了,外界還不能說兩句了,還不內省。

幸災樂禍是不好,也是國人不應該的!可是你們清華人和以清華爲榮的人你們自省過嗎?今日之清華是昔日之清華嗎?今日之清華有真正的民主、自由的學風嗎?你們還有爲天下百姓擔當的骨氣嗎?你們的校長在積極參政爲了光明的仕途,你們的教授忙着拉項目、到處講課收錢,你們的學生集天下學子之精英,卻僅僅爲了自己的前途而奔波,你們的價值就是這嗎?你們的建校是庚子賠款美國退款的產物,西方的好思想曾由你們推動,這在歷史上是不容抹殺的。可是今日的你們,將這些僅有的價值全都遺忘了,只是爲了自己。最關鍵的是你們在摧殘中華文化上做了不遺餘力的貢獻…… 清華就是給美國培養工程師的。

百年學府今已殫
牛面書生俱做官
沽名釣譽或覺慚
沖天一炬赴樓蘭

清華表示:老房子燒了,絲毫不影響我們建設美國的宏圖大業。

這個學校有着中國最好的教育資源
不知道現代清華的學生給這個社會帶來了什麼
又改變了什麼?

無非只是你們跳往USA的跳板!

阿Q也罷,罵人也好,至少我們這些非精英還在關注清華,說明清華在普通人心中的地位還是非常高的,至少在我們那個時代清華是一代人的夢想,可我們這些平民的夢想變成了什麼樣子?那幾句口號?那些踩在平民臉上的官員?那個把平民的鮮血當做翅膀的人?那些有好同學可以一起吸血的商人?那些在拿着清華畢業證的外國黃種人?我承認你們是中國的精英,有知識,有能力,但請畢業了的清華學子再看看,你們還敢稱自己爲君子?

以上是我從論壇中摘錄出來的批評清華的話。我們可以看到,大衆對清華的批評集中在“出國”這個問題上。他們認爲,這一點集中體現了清華人對社會的“背叛”。我其實是最近才切身感受到人才流失這個問題的嚴重性的。我記得幾年前,主流媒體一直在宣傳說,現在國家發展得好了,很多出國留學的人都選擇回國了,甚至因爲回國的太多,“海歸”都不值錢了,成爲了“海待”。但是,他們並沒有說明這些回來的人是因爲什麼原因回來的,他們也並沒有將這些人的學歷背景公佈出來——這些回來的人,都是常春藤名校畢業的嗎?是加州大學校系的學生嗎?還是都是所謂“西太平洋大學”這樣普普通通的大學的畢業生呢?我們不知道。而上個月聽了新東方某著名教師在北大的宣講會,我才意識到中國人才流失的問題其實一點也不樂觀。在那場報告會上,該老師上來就炫耀自己的身價——月薪幾位數、上稅幾位數、房子有幾套、車子有幾輛……在講課的過程中,他展示了好幾個他認爲優秀的學生的照片,每一張都是這個學生跟他的車子還有在美國的大“house”的合影。他爲聽衆描繪的前途是這樣的:只要考好了GRE,就能申請好學校;只要從好學校畢業,就能在美國找到好工作;只要找到好工作——他舉的都是美國投行的例子——就能有票子、車子、房子,甚至是這個名牌的香水,那個名牌的服飾……他專門舉了一個北大女孩的例子,說她每天晚上準備GRE到凌晨3點,而現在她已經成爲了美國的中產階級上層人士,享受法國香奈兒的香水等等。我更加驚訝的是,他說這些話時候沒有任何的愧疚感,而完全將其視爲理所應當。後來我才知道,這並不是個例,而是新東方老師的普遍觀念。如果努力學習僅僅是爲了到美國賺更多的錢、享受更多的奢侈品的話,那麼學術的真精神何在?知識精英的真精神何在?一身名牌、滿臉浮華的社會上流人士又跟一個不學無術的人有什麼區別?如果所有的精英都這麼想,那麼,就像朱大可教授說的,誰來建設社會的核心價值?沒有人。精英們都將眼光放在了追求金錢之上了,哪裏有更多的錢,哪裏就是他們嚮往的地方——特別是清華北大的精英,他們中的很多人確實是一去不復返了。他們可以完全拋棄“國家”的觀念——抑或,我們不談“國家”和“民族”至上,因爲這二者已經略帶貶義了,只談鄉土情結,他們難道連這一點也沒有了嗎?對利益的追求腐蝕掉了一切崇高的理想,“有奶便是娘”成爲了這些人的準則。我並不是一個極端的民族主義者,我也尊重個人選擇的權利,想在哪個國家生活那確實是我們無法干涉的,世界公民也是我們最終的理想。但是,這一切都建立在一個前提上,那就是我國的發展水平已經步上正軌,並且能夠與那些先進的國家平起平坐。只有在發展平衡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世界主義纔是有效的世界主義。那時候,欣賞西化生活方式的中國人可以去歐美生活,而喜歡東方文化的歐美人也可以到中國生活。而他們之所以能夠適應彼此的生活,是因爲雙方都能夠在社會建設上對普世價值表示尊重。但是,在目前的階段看,網上那些大衆對清華學生的批評難道都是無理取鬧嗎?至少在這一點上是切中要害的。

其實,每個人的心中都有一個對中國教育的總體期望。在任何一種社會中,教育都是塑造精英的最普遍手段。當一個社會的教育體制體現了機會均等這一理念的時候,就意味着,任何人都有成爲精英的機會。而一個社會的大衆是否對受過高等教育的人表示尊重,要看他是否能夠不拋棄對社會整體的關懷。也就是說,民衆的期望是,既然受過了高等教育,那麼,他就一定有更強的能力和更高的境界,這樣一來,他就能夠跳出一己之私的狹小範圍,去對社會政治的整體利益進行思考。而現在的民衆看到的反而是,這些人在大學中學會的知識,只是更加強化了他們爲一己之私謀取利益的能力——他們非但不去解決這個社會當中存在的問題,反而因爲有了更強大的智力和人脈資源,繼續擴大着這個社會中的不公正。當大衆仰望着精英的時候,精英幾曾回頭注視過大衆?正像網民對清華大學學生的批評那樣,“你們還有爲天下百姓擔當的骨氣嗎?你們的校長在積極參政爲了光明的仕途,你們的教授忙着拉項目、到處講課收錢,你們的學生集天下學子之精英,卻僅僅爲了自己的前途而奔波,你們的價值就是這嗎?”“我們這些平民的夢想變成了什麼樣子?那幾句口號?那些踩在平民臉上的官員?那個把平民的鮮血當作翅膀的人?那些有好同學可以一起吸血的商人?那些在拿着清華畢業證的外國黃種人?我承認你們是中國的精英,有知識,有能力,但請畢業了的清華學子再看看,你們還敢稱自己爲君子?”當接受高等教育已經成爲了一個人能夠更大限度地攫取社會資源的跳板之後,大衆就會非常自然地產生這樣的印象——教育已經階級化了,成爲了一個與大衆格格不入的東西。甚至,他還在剝奪着大衆的基本生存權利。在很多反對清華大學的言論中,人們都將清華學生優越的社會地位和廣大老百姓的艱苦生活並列在一起,雖然他們不一定直接指出正是清華人剝奪了他們的生活資源,但是頻頻將這二者相提並論,不得不讓人由並列性的聯想產生因果性的聯想。

四、知識精英的命運:從超階級人士到特權階級成員

文章進行到這裏的時候,我要特意論述一下知識精英在當前社會中的位置。在前文中,我並沒有區分精英的種類。事實上,如果粗略來看,精英分爲三種——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當然,這三種人不是截然分裂的,很多人身兼數種精英,比如目前中國很多村幹部也是鄉鎮企業領導,這種人身兼政治精英和經濟精英兩種身份;而那些對國家政策有影響力的智囊們,則是集知識精英和政治精英的身份於一身。但是我之所以將知識精英單獨拿出來說一說,是因爲,在理念上,他們與前兩者會有着本質的不同。政治精英和經濟精英都有社會關懷的一面。但是,由於支配政治行爲的是權力邏輯,支配經濟行爲的是經濟理性,所以,他們不可避免要將大部分精力耗費在爲自己的前途進行籌劃之上——政治精英要打算着如何保持權力並擴大權力,經濟精英則要運用經濟理性來推進個人利益最大化。他們都有強烈的利益概念。而只有知識精英是最有可能從超越利益的角度來考慮問題的。因爲知識精英在氣質上是理想的守護者,也是真理的探尋者,從理念上講,他們其實並不對社會任何一個集團負責,而只對真理負責。按照希臘古典哲學的傳統,“理想”就是“理念”(eidos),“理念”就是“真理”(aletheia),而真理一定是通過“理性”獲得的。因此,理想與真理是一致的,知識分子的最高理想就是找到那個最高真理,並用這個真理改造社會,或者哪怕無法完全改造社會,也可以將其作爲社會核心價值觀,讓所有人對這一價值表示尊重。啓蒙以來,知識分子受到了更大的重視,由於對理性的崇奉在這個時代裏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境地,“設計社會”的理念應運而生了。知識分子相信通過勇敢地使用自己的理性,可以設計出一個合理的社會。事實上,他們沒有完全高估自己,美國就是一個被設計出來的國家,其所有權力制衡的機制都是符合“政治科學”的邏輯的。知識分子從來沒有被賦予過這麼大的權威——他們不光要設計社會,還要讓所有人都具備使用理性的能力,這纔是真正的“啓蒙”。知識分子是高高在上的,但這並不是因爲他們具有政治權力和財富,而是因爲他們聲稱能夠爲整個社會提供真理,因此他們理所應當地站在理性的高度上,一方面來批判傳統宗教和迷信的荒謬以及貴族和君主的腐敗,另一方面來批判大衆文化的愚昧落後,並用理性之光教化民衆。知識精英是超階級的,因爲真理是不分階級的,只有“意見”纔會因人而異。

回到當代中國,我們發現,這種經典的現代知識分子形象在中國表現得並不明顯。原因是知識分子很難具備獨立人格,他們的研究受政治的干擾程度可能會很大。我不想再列舉那些大嘴巴經濟學家說出來的激怒羣衆的言論了。我知道現在中國還是有獨立的知識分子的,但讓我感到不安的是,這些知識分子的理想不會被大衆所理解。我曾經指出過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的分離:就比如,“官二代”、“富二代”肯定不都是李啓明那樣的人,因爲按照亞里士多德的理論來講,財富是一個人修煉德性的“外在善”,有財富並不意味着就必然會墮落。但是,因爲媒體反覆曝光李啓明這樣的人,普通百姓會自然而然地產生這樣的意識,那就是,“官二代”和“富二代”都是李啓明,他們的爸爸都是李剛!這就是標籤化、符號化觀念的產生。目前社會對精英的看法也是這樣:“你們的校長在積極參政爲了光明的仕途,你們的教授忙着拉項目、到處講課收錢,你們的學生集天下學子之精英,卻僅僅爲了自己的前途而奔波,你們的價值就是這嗎?”這樣的話語還算是公允的,但是一聯想到現在的社會一提到“專家”就說他們是“磚家”,一提到“教授”就說成是“叫獸”,知識精英在大衆眼中的整體形象就可見一斑了。很多人將沒有成功預測地震的責任也推到了專家頭上,而很多教授不檢點的個人作風又讓民衆抓到了把柄,在加上前面提到的教授行政化、商業化……這樣一來,當知識精英也被當成是跟政治精英和經濟精英一種類型的“特權階層”之時,他們想在社會中發揮啓蒙作用的理想就不會成真了,那些真正獨立的知識分子也根本無法施展自己的抱負了——因爲知識精英的整體形象已經被玷污了,他們已經失去民衆最基本的信任了。你說出任何的話,哪怕是理性的,都會被民衆“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曲解掉。

這種危險在中國的第一次啓蒙時期就存在過。

新文化運動是中國近代最爲人稱道的一次啓蒙運動,陳獨秀、胡適、魯迅等人希望讓中國的民衆都具有科學的精神,這種科學的精神其實就是啓蒙思想家所強調的“理性”。這是一種很崇高的理想,他們最終的目的是根本改變中國人的國民性,改變中國人的愚昧和落後心理。爲了能夠達到普遍啓蒙的目的,並且讓廣大民衆感到平等,他們力主用白話文取代文言文。他們成功了,五四一代認爲這將爲啓蒙鋪平道路,因爲白話文將拉近精英和大衆之間的距離。但是反對的聲音一直都存在,這其中有“非激進主義者”章士釗,他以那些“新青年”們不具有的冷靜口吻告訴後者,不要光關心白話文還是文言文的問題,問題的關鍵出在新興教育方式之上。 “新式教育是獨佔的教育,與鄉村人的職業競爭和社會地位都不相干,因此只能吸引或接受遠較老式教育制度爲少的學生。‘今之學校,自成爲一種貴族教育,故其與文言白話之爭,了不相關。’”[2]

這種批評並不是無效的,知識精英確實是有傳統儒家那種兼濟天下的情懷,但是,由於那時中國現代化發展非常不平衡,因此,只有那些真正有財力,並且有現代見識的人才受得起現代高等教育,而他們跟廣大羣衆有着一種脫節的趨勢。 “北京的學院派知識分子,通商口岸的‘時髦’知識分子和專家,甚至還有許多特殊時期的激進學生,這些人都把過去拋在了身後。但在內地的廣袤鄉村,在各省無數的嘈雜里弄,甚至在大都市擁擠不堪的背街小巷,則是另一種情況。”[3]

柯文在對義和團運動的研究中發現,新文化運動時期的知識分子不單單忽視了這些平民大衆的狀況,更是對大衆文化有着深深的鄙視: “1925年曆史學家顧頡剛寫到:‘我們一班讀書人和民衆離得太遠了,自以爲雅人而鄙薄他們爲俗物,自居於貴族而呼斥他們爲賤民。’顧所說的這種精英意識,12年前蔣夢麟就做過公開表述,他有意識地寫道:‘我們的座右銘是:由知識階級建立爲人民的人民政府。’顧和蔣的言論清楚地表明,鼓吹新文化的知識分子對中國傳統文化所持的否定立場也有其陰暗的一面。它並不僅僅是現代主義者對傳統的攻擊和新文化與舊文化的對立,它還反映了精英階層厭惡億萬中國老百姓參與其間的大衆文化的傾向。……中國的知識精英和政治精英內心裏是鄙視大衆文化的。”[4]

其實,蔣夢麟後來也認識到了新文化運動當中的隱憂。1920年他在一篇文章中說: 若新文化運動的唯一成果是提高了知識階級的權威,那全國民衆卻沒有從中得到什麼好處。

社會進步不是少數知識分子獨立完成的事。只有大多數農民獲得進步才能完成。若社會中少數人天天討論文化,大多數人還不知地球是圓的,社會因此而分裂成兩個互不相關的世界,它怎麼會進步?

……你們知識分子,是我們社會的精英,將來農民開始進步時,你們會失去自己的地位。[5]

由此我們就看到這種危險所在了:那些聲稱要“設計”一個新的中國的知識分子們,在不經意間已經具有的階級的身份。如果我們退一步說,知識精英鄙視大衆文化也並不是問題的核心,因爲如果知識精英不先鄙視大衆文化的話,何談要根本改變中國的國民性呢?對大衆文化中平庸、愚昧、落後的部分進行反思和批判,併爲大衆提供一個啓蒙的目標,這並不是一件“陰暗”的事情。但是,如果受過教育的知識精英在社會認同上完全與普通大衆劃清界限,口頭信誓旦旦要“爲生民立命”,而並沒有以真實行動建立與大衆的聯繫的話,上述的問題就出現了。知識分子被大衆看成是一羣已經“階級化”了的人,他們無法完成他們聲稱要完成的設計社會、啓蒙大衆的任務了。因爲大衆大可以揣測說,他們會不會是爲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爲了整體利益?那些西裝筆挺、生活優越的知識分子,與官僚、軍閥這些社會毒瘤在外表上有什麼不同嗎?

歷史證明,最後徹底批判新文化知識分子的不是章士釗那些保守主義者,而是左派激進勢力,這當中,陳獨秀自動反省了,他開始站在胡適的對立面,而後者依然堅持新文化運動時期的啓蒙理念。毛澤東等新知識分子加入了進來,而正是他在整個中國歷史上對知識分子傳統進行了最徹底的顛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毛澤東說,在學校裏,他覺得知識分子是最乾淨的人,工人農民是比較髒的;但是革命之後,他轉變了認識:“就覺得知識分子不乾淨了,最乾淨的還是工人農民。”[6]毛澤東認爲知識分子是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而正是從這裏開始,革命意識形態在中國正式興起了,對於知識精英總體上屬於一個特權階級的概念,原先僅僅是大衆頭腦中一種鬆散的觀念,是社會中一種危險的傾向,而現它在已經被一種嚴密的意識形態以“科學”的方式所最終確認。格里德爾將新文化知識分子和革命意識形態之間的區別表述得非常準確:

新文化知識分子堅持精英價值的社會意義;革命者則對知識精英主義表示懷疑,而且把大衆的價值作爲出發點,或認爲精英價值必須包括在整個社會價值體系中。新文化知識分子並非對社會問題漠不關心。但總的來說,他們對以根本性的階級鬥爭和矛盾觀念爲基礎的社會變革不表同情,而寧願強調他們斷定具有普遍性的人格品質。另一方面,社會革命家抓住並利用社會和經濟不平等的存在,來爲大衆辯護,爲從意識形態上建立社會組織(至少是大衆政黨)辯護。新文化自由主義者確定的知識分子角色是有責任的社會和文化變革的戰略家;在革命制度下知識分子被當作可以信任的偉大的社會和文化轉換中的必要的合作者。但他們被剝奪了設計的權威。他們變成了和其他人一樣的勞動者,他們是能爲建設新制度大廈提供服務的熟練手藝人,而不再自以爲是設計師。[7]

革命的意識形態是大衆的意識形態,爲了動員最廣大人民起來進行羣衆性革命,宣傳家們往往會美化大衆的形象,將其看成是集中了全部的道德,並且天生就具有民主的能力,只要推倒壓在他們頭上的階級剝削和帝國主義壓迫,人民就能夠獲得解放,解放之後的中國將會是一個由人民建立起來的大衆政府,是完全民主的,是中國最廣大普通人的“千年王國”。但是,我們說了,要動員羣衆進行革命,就必須預先美化大衆,但是這種美化與事實有多大的差距?這其實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話題。柯文在他那本傑出的《歷史三調》中,已經以義和團運動爲個案,對“歷史事實”與“歷史闡釋”的區別這個問題進行了很好的研究。在1919年之前,新文化知識分子一直將義和團看成是愚昧、迷信、野蠻、未開化的代名詞,然而,當革命意識形態興起並且國民革命馬上就要開動的時候,爲了政治需要,一場美化義和團的輿論戰轟轟烈烈地展開了,義和團被描繪成了反對帝國主義的愛國主義者,他們的一切野蠻行爲都因爲對準了帝國主義的壓迫而獲得了正當性。這種轉變之大,可以從陳獨秀相差6年的兩篇文章中看出來。1918年,當《克林德碑》在《新青年》發表的時候,義和團被陳獨秀以其特有的諷刺口吻批駁得一無是處;然而,等到1924年《我們關於義和團的兩個錯誤觀念》在《嚮導週報》發表後,義和團就成爲了民族尊嚴的代名詞。然而歷史總歸是歷史,在現在細心的研究者看來,這種對歷史的新闡釋只能證明其政治需要——那就是對人民進行美化。而人民是否就真的是那麼完美呢?從義和團的很多史料上來看,根本不是這樣。

這就是民粹主義的興起。革命領袖告訴大衆,你們要將一切被劃爲反動階級的人物消滅。正如李銳的研究所揭示的那樣,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層的分析》一文的初稿中,將中國社會中大部分知識分子都劃歸到了階級敵人的範疇。[8]然而其後果也是顯而易見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自從1924年開始的民粹運動的邏輯極端。那是一場徹底的反智運動。毛澤東認爲,民衆不需要由精英帶領着來啓蒙,因爲他們將在革命實踐中自行啓蒙。精英灰飛煙滅了,而大衆將在革命的烈火中浴火重生。

我花了這麼大的篇幅縷敘歷史,並不是表明說歷史正在重演。中國社會已經經歷過現代化的大規模洗禮了,我們現在的社會分化程度應該沒有將近100年前那麼嚴重——我們現在的社會分化是在現代社會基本盤之上由分配不正義導致的分化,而不是上世紀初那種前現代與現代的根本分化——但是,這並不意味着那段歷史和我們現在就不具有相似性。我們上面提到了,知識精英有成爲一個特權階層的傾向,並且在民衆的意識中,它可能早已階級化了,難道不是嗎?民衆現在對知識精英根本就不信任,對那些有着“設計師”抱負的精英們不感興趣,難道不是嗎?當一些“書生”希望在民衆面前守護君子的理想時,廣大的民衆卻對此嗤之以鼻,認爲這是不成熟的表現,難道不是嗎?這就是我要批評那位清華學生的原因。那位清華學生上來就說,“難道我們一天天努力地跟狗一樣,爲了就是振興你們這羣人的中華嗎?”聯想到清華學生當時的心境,這種精英主義的話語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這是不是又重複了新文化時期知識精英與大衆相隔離的歷史誤區了呢?這是否強化了大衆對社會精英的“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感覺了呢?從後面的爭吵來看,確實是這樣的。

聯想到本節開頭時我們提到的三種精英的性質區別,我們也可以推論出社會階級化的先後次序:當社會分化趨於嚴重的時候,政治精英和經濟精英往往是最先被看作是階級化了的,因爲很明顯的是,他們是直接操控權力和財富這兩種可見資本的人;知識分子往往是最後被視爲是特權階級的,因爲當政治精英和經濟精英已經失去民衆的信任之後,知識精英往往是最後一個能夠堅守本心的羣體——自古以來,知識精英就是道德和真理的化身。而一旦知識精英也被視爲社會的特權階級而不再是超階級人士的時候,社會的極化就很值得堪憂了——知識精英的獨立性是社會矛盾激化的最後一道防線。但現在看來,這道防線也岌岌可危了。所以朱大可說,“不誇張地說,現在已經形成一個精英和大衆高度的對立。在中國歷史上,這種對立通常是社會大動亂的前兆。”[9]而孫立平教授的評論更加深刻:“上層寡頭化、下層民粹化是我們必須同時警惕的兩種現象。”[10]另一篇文章也證實了這一點:“在網絡的語用學當中,‘精英’與‘憤青’已經成了兩個勢不兩立的概念。在缺乏公正的遊戲規則下,這一趨勢的嚴重後果,很可能是落入民粹主義和精英主義紛爭的泥沼,陷於大衆和精英雙重背叛的危機。”[11]

五、社會極化的邏輯:從無視精英到反抗精英

從1911年的辛亥革命,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幾代中國人都是在革命中成長起來的。然而,“文化大革命”的破產讓全社會都產生了重大的反思——革命其實並不永遠都是可欲的。現在是一個後革命的時代,我們的美好希望是,再次確立起來新文化知識分子的理想:通過漸進的社會改革,和平過渡到一個理想的社會中。但是,我們卻發現改革已經進入了一個瓶頸期,社會不公正正在凝固化。而上層寡頭化、下層民粹化導致的將會是嚴重的社會對立,也就是“極化政治”。事實上,在這樣一種雙向的過程中,那種我們現在避而不談的“階級意識”可能正在形成。從清華學堂火燒事件的網民評論來看,雖然大多數人表達的是對精英的不信任,而並沒有更爲極端的舉動,但是,一切引人警惕的言論已經出現了。

第一步是不承認清華學生的精英地位,認爲大衆正憋着一口氣要證明自己的力量: 現在的國人不是說你是清華的就讓你三分!你要明白,人與人之間的競爭不是高三那一年可以改變的。不是你是中國高校一員就能厲害的,當你在復貼的時候你已經輸了,你要是真想證明你們有拯救世界的決定,請你用事說話,記住這國家有比你們強者在忍耐着,因爲這樣的競爭已經開始了。你們的思維、品行在國人眼裏已經出現了問號。

當“你們的思維、品行在國人眼裏已經出現了問號”之後,就要考慮拋棄“你們”了:

覺得或許清華的兄弟們智商太高,無法聽懂我們這些大衆之語。大家不是針對你們,而是針對整個社會,整個教育體系。懂麼?我只是想問一句,現在清華學生的理想和志向是什麼?無非八成以上是去USA。這不能怪你們,這是社會的錯誤。我們失去了幸福感,失去了安全感。我們都很恐懼,就如農民工版本的《春天裏》爲何如此火爆。我們都在恐懼和厭惡這個社會。“如果有一天我老無所依,請把我留在,在那時光裏,如果有一天我悄然離去,請把我埋在這春天裏”感觸了大衆。我們需要的是個大衆的政府和大衆的思想,我們不需要精英!!歌詞對改革早期的懷念。大學生在九零年代還有麼?還有那種心懷天下的抱負麼?還有擔負祖國崛起的雄心麼?無非也是一幫銅臭薰陶的棋子而已。國家始終是由這些不起眼的個體組成。當你們這些精英和他們背道而馳的時候,國家的命運也是坎坷的。

“我們不需要精英!!”但是,這段文字最後只是說“當你們這些精英和他們背道而馳的時候,國家的命運也是坎坷的”,而沒有說“當拋棄你們這些精英之後,國家的命運就不坎坷了”。邏輯的進一步推進將在下面的那段話中被表達出來: 難道你天天努力地像狗一樣,農民、工人,那些在四十多度的太陽下搞建築的就是過的神仙一樣的日子,我們納了點稅?是不是納的少了,不夠你們花的,你們爲了振興中華?難道沒有你們中國就不是中國了,少自大狂了,難道你們是現在的精英?現代這個社會,也沒有看到你們敢於抗爭,敢於爲民請命,沒你們中國還是中國,沒有你們中國還是一樣前進,但是沒有了農民、工人,中國就不是中國了。

“中國”已經不能以精英的價值取向來定義了,因爲精英已經不成其爲精英了,相反,工人、農民纔是中國的中堅,這種思想與革命意識形態不謀而合,因爲“人民”的主體成分正是工人和農民。而如果這段話的邏輯再往前推,就是這樣一段話: 中國民衆必須自覺地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重新武裝自己。重新學會階級鬥爭,重新學會艱苦奮鬥,重新學會獨立自主,重新學會自力更生,重新學會自闢蹊徑自走新路。[12]

我必須澄清,這句話並不是在論壇中出現的,跟清華學堂事件也沒有關係,而是出自一個左派分子在9月美軍軍演之前寫下的一篇文章。在我們看來,這些“老左派”的言論是荒謬的,有些不可理解,但是當我們把上面四段話串聯起來後,就不得不擔憂會不會出現這樣的邏輯——從對精英的不信任到對精英的拋棄。上層正在寡頭化,下層也在民粹化,如果這個局勢發展下去,老左派們的意識形態就將會是點燃社會動盪所需要的最後那一丁點火星。當意識形態深入人心之後,任何理性的對話都是建立不起來的。因爲意識形態的激情就像是康德所謂的先驗直觀和先驗範疇,那是一種深植於人的意識最深處的“有色眼鏡”,甚至是人認識世界的最根本依憑。如果在這種情況下希望用理性來批判和解構意識形態,就相當於剝奪了對方的立身之本。理性和意識形態是完全無法對話的,而最後的結果將證明意識形態力量的洶涌澎湃和理性思想的孤立無助。

六、我們的期待:理想狀態與知識精英的使命

那麼,在一個健全的社會中,精英和大衆的關係是什麼?

任何一個社會都不能沒有精英,甚至可以說,在任何的社會中,精英都起着非常重要的的作用。我爲什麼這麼說?難道民主社會不是由人民來行使權力嗎?這是從宏觀的角度來看的,如果從政治運作角度來講,我們就會發現,精英在社會中往往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爲,國家這麼大,不可能事事都由人民做主。這是因爲,現代社會總體上是技術官僚統治的社會,而這樣的社會也是一個高度龐雜、非常精密的社會,沒有受過某一方面的專業教育,一個人基本上無法對很多專業的政策發表建設性的意見。人人都知道物價上漲是不好的,但是沒學過經濟學的人在這裏面也就只能發牢騷了,因爲他們不知道應該採用什麼樣的經濟手法調控這個複雜得讓人覺得有些神祕的社會。我們總是關注民主國家全民投票的那個環節,卻並沒有在意從政策提出到得到人民同意的整個政治過程。事實上,每一項決策都是先經過精英團體的商討,拿出一個或多個方案,通過媒體向民衆進行解釋和說明,最後再由民衆進行表決的。這些精英是名副其實的領導,沒有他們,這個社會將沒有凝聚力,其運行將沒有任何效率。甚至在危機情況下,民主程序是完全起不到任何作用的,處理危機只能靠治國的精英集團的個人智慧。《驚爆十三天》這部電影裏面就表現了肯尼迪處理古巴導彈危機的英明舉動——民衆並不永遠是正確的,當不合時宜地將國家的危險告訴人民的時候,人民可能會幫倒忙,雖然這是個體現透明度的政治舉動。而這一切政治評估要靠領導人個人的能力。但這些國家之所以能夠處理好精英和大衆的關係,關鍵在於,他們建立好了一套非常精密的權力制衡體制。精英有資格領導這個國家,但前提是他們要得到人民的授權,對人民負責,受人民監督,而不能爲了自己的利益而聚斂權力。大衆服從精英的管理,但是,一旦他做出了不負責任的行爲時,就要受到彈劾,甚至下臺——尼克松就是很好的例子。因此,我並不喜歡談論“民主”這個詞,因爲我覺得政治設計中最精妙的地方在於權力制衡的機制

中國社會不管向着什麼樣的方向發展,權力制衡機制是不能不建立的。精英如果真要證明自己的接觸能力,就不應該怕被監督,因爲勇於接受監督的精英才是真正意義上的精英。在現代社會中,精英沒有自然的權力,他的任何權力和權利都是被授予的,都是要經過論證的。但是,這裏面還有一個特殊的羣體,那就是知識精英,在理念上,他們是直接對真理負責的,而不是對政治社會中的任何羣體負責。這個羣體沒有剛性的生殺予奪的權力,但是他們在塑造社會價值的過程中將起到非常重大的作用,然而它將不受到任何人的制約:正是因爲它直面真理的性質,事實上,只有良心和道德才能夠制約他們——這是一種軟性制約,但也是最崇高的一種制約,因爲它是真正“自律”而不是“他律”的。也正因如此,知識精英的墮落將會是最嚴重的墮落,因爲知識精英唯一可以依憑的是道德良心,而一旦這一點破滅,他就將無可救藥。在我看來,目前中國社會中精英與大衆的對立,主要是精英的問題,因爲精英現在已經佔有了很多他們不該佔有的東西。前面文章第五部分列舉的那幾段話,都提到了,精英“還有那種心懷天下的抱負麼?”“現代這個社會,也沒有看到你們敢於抗爭,敢於爲民請命。”這些都是徹底的儒學式的言論,可以說,很多人還沒有意識到“民主”和“民本”的區別,他們認爲社會精英是要“爲民做主”的。但不管這是不是符合現代政治精神,精英——特別是知識精英——在社會中確實應該起到這樣的作用。事實上,知識精英不是民衆的代言人,而應該是正義的代言人,當“強者的正義”明顯對弱者不利,並且這種不利已經嚴重威脅到社會健康發展的時候,知識精英確實是要爲民衆的利益說話的。然而,我們確實看到,知識分子正在遭遇“集體失語”,民衆其實很希望看到知識精英對“李剛門”事件的表示,但是精英的舉動卻並沒有讓他們感到滿意,而我們不得不說,這裏面確實有大的政治阻力。因此,網民在清華學堂火燒事件之後的“借題發揮”,其實是對先前積累的合理的社會不滿的一種不合時宜的宣泄。他們認錯了宣泄的對象,但這種“錯認”本身就很能說明問題(有意思的是,他們甚至希望清華學生將在網上反駁網友的力氣“用到廣場上去”)。因此,要遏制社會分化的趨勢,確實要依靠知識精英的道德意志和實踐理性。因爲上文已經說過,知識精英往往是最後被階級化的,因此,如果這個防線不破,我們這個社會就還是有希望的。這是,這樣的說辭也只是說着容易做着難,因爲體制所限,知識精英可能也很難獨善其身。一個深刻的社會科學分析是應該看到體制的結構性矛盾的,但是如果從實踐的角度來講,我們又怎麼能期待着體制自然而然地向着好的方向演變呢?那只是“進步的幻象”罷了。我們期待着,因爲人們的主觀努力,社會斷裂的趨勢可以迴轉——精英與大衆重新建立互信,相互之間能夠以理性爲準則相互交流,傾聽對方的邏輯,認同對方的合理之處。而最重要的是,那種聯繫人與人之間最深層感情的“同情心”,那大自然贈與我們的“心地的溫情”,能夠重新活躍起來,去舒緩被當代中國社會扭曲的人心。在這個理想的指導下,知識精英要貢獻最崇高的價值和思想,政治精英和經濟精英則必須成爲行動的中堅。因此,最後以列奧·施特勞斯的一句話爲結尾,以作爲我們對當今中國全體精英的期待吧:

理性的準則對多數的人們不具有影響,亞里士多德明確地指出了這一點。但是,按照他的看法,對多數人是如此,絕不意味着對人格高尚、胸襟高尚、熱愛榮譽的人也是如此。這樣的人,崇奉先驗概念。[13]

BYVoid註:轉載時註解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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